1972年7月，范某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偏远乡镇，小镇上能挣钱的营生并不多，范某外出闯荡几年，还是选在镇上以收废品为生，2018年12月24日，范某像往常一样骑着三轮摩托车去收集废品。
一早上过去，他没多少“收获”，最近这些年，同行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而小镇上的废品有限，这活儿是越来越难做了。下午一点多，他经过一座煤场附近时，碰到了当地的村民刘某，两人便拉起了家常。
刘某对范某说，他家下面那个搭着蓝色铁棚的煤场里，有些废铁，问范某要不要。范某听到消息后说，这些废铁是煤场老板的，自己怎么敢收。
刘某随即回答说，煤场早就倒闭了，老板跑了，之前煤场办公室的房子还是租她家的，到现在还差3000多块的房租没给，一直干等也不是个事儿，她寻思把煤场里的废旧机器卖掉，抵那3000多元的房租。
而且煤场现在没人管，偷偷把机器卖掉，不会有人知道，范某听了刘某的话，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虽然他知道这些废旧机器都是煤场的，但在利益驱使下，他决定从刘某这儿以3000元总价收两台机器，再转手卖出去，获取最大利润。
商量完毕，二人径直来到煤场，因为这里的机器大多以吨计，一般人也拿不走，再加上老板跑得匆忙，所以这里除了形同虚设的大门，再无另外的防护措施。
他打量了一下废旧机器，是一台破碎机和震动筛，如果倒卖给别人，能够卖两万，但他知道刘某不懂行情，就骗其说这两台机器只管3000元。
刘某思考片刻后答应了。接着，范某告诉刘某：“我手里没那么多钱，下午我叫一个合伙的人过来买这些机器，到时候你要说这些机器都是你的。”刘某答应了。
随后，范某给同行赵六打电话，骗他说：“我在镇上一个煤场谈了笔生意，老板要把场里的两台废旧机器当废铁卖掉，价格商量好了，总共是3000元，我们大家可以合伙买下来。”
下午三点半，赵六和范某在镇上汇合，后来到煤场外面。赵六看了看破碎机和震动筛，虽然机器已经生锈了，但是只要没有锈蚀太深，当废铁卖还是能卖一些钱。
他对范某讲可以搞，然后联系了吊车和运输车辆。大约在下午6点，吊车和运输车都到了煤场门外。
刘某接到范某的消息，也从家里赶了过来，随后范某对赵六说：“这就是卖废旧机器给我们的刘老板。”
刘某只是笑笑，没有说话，赵六便没有再问，自顾自指挥吊车将废旧机器装上了运输车。机器运出煤场，范某对刘某说：“我们把这些废旧机器送到街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然后我会给你钱。”刘某答应后，便直接回家了。
另一边，范某和赵六一起将两台旧机器卖到了县城的废品收购站。经过称重，两台机器总重10.24吨，每吨1900元，总共获得19450元。
第二天上午10点，范某来到刘某家，将3000元交给了刘某，剩下的钱扣除费用以外，他和赵六每人分得7225元。
刘某告诉他上次卖掉废旧机器后，他只拿到了3000元，而煤场欠他的租金还有2000多元。刘某又提到：“煤场里还有几台机器，你觉得能卖多少钱？”
范某说得再去看看，随后其与刘某再次来到煤场，他们在铁棚子里看到了两台较小的废旧机器。范某对刘某说：“这些只值1500元。”刘某觉得太少，要求2200元，几番“博弈”之后，范某同意了。
如同上次一样，还是赵六来现场看货，随性的还有一台吊车，装载完两台小机器后，范某同样告诉刘某，要先把货卖掉，然后才会给他钱。刘某同意了。
当天，范某和赵六以同样的价格，将一台破碎机和一台铁斗卖给了之前的收购站，共获得10150元，然后范某将2200元给了刘某，扣除各项费用后，范某和赵六每人分得3525元。
然而，范某他们没想到，煤场的老板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去查看，在他们得逞的第二天，煤场老板像往常一样会去清点机器，诧异地发现了自己两台破碎机、一台震动筛及一台大型电动机被盗了，遂报警。
被捕后，范某对自己的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而刘某则觉得自身不构成犯罪，她说他没有和范某合伙偷旧机器的想法，只是留了一点钱冲抵房租和损失，没有犯罪。
实际上，刘某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她认为自是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作出的补救行为，但殊不知，私力救济是有范围限定的。
虽然刘某和煤场老板之间确实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但被告人刘某在没有和煤场商量的前提下，采取秘密手段伙同范某将旧机器盗卖，刘某和煤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成为免除刘某刑事责任的正当理由。
最终，范某因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刘某因为起辅助作用，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注：产量根据不同物料，进料粒度等因素其结果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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